路径依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宿命，沿着这条臭气熏天的路径走下去并不需要什么大智慧，只需长辈轻轻一点，后辈们就趋之若鹜。
或各种趋势同一方向影响。到了以服务经济、信息经济、精神经济为主的现代或未来，服务产品、信息产品、精神产品的效用和价值，由劳动力、科技力、信息力、创意力等共同创造。
系统价值论，是将效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和费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效用和费用共同决定价值，或者说，效用和费用共同创造价值。商品之有价值，先决条件是具有效用，也就是能满足人类或消费者的生存、生活、发展、享受的需求，消费者才愿意支付购买。我们上面，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价格的产生到演化为现代和未来极其复杂的价格体系，又用系统方法分析了系统价值--价格、系统效用--价格、系统费用--价格、系统因素--价格、系统结构--价格，可以看出，价值和价格是由各种系统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单一因素的价值、价格决定论，是极其片面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论是片面的和非科学的,应当放弃。也就是说，生产费用（成本）包括投入的劳动、土地、资本、管理、信息、科技、创意等各种经济要素的价值。我们上述的系统因素--价格分析，主要是研究完全市场价格或竞争市场价格，现代和未来价格体系的结构，是由完全市场价格、半市场价格、非市场价格构成的，我们还要研究是什么影响和决定半市场（半竞争）价格和非市场（垄断或政府）价格。
在物质经济时代，尤其是在简单物质经济时代，或以手工劳动为主加工、制造的物质产品时代，商品的效用主要是由劳动力加工、制造的，所以，劳动是效用的源泉，或劳动是效用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利润是谁创造的呢？利润的源泉是什么呢？利润是高于生产费用（成本）的收益。因为我的经济学知识告诉我，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不是靠公共政策能够解决的，这是基本的经济发展问题。
事实上，市场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旧体制下是懒汉的问题，市场则是竞争和差距的问题。我国的资本市场改革不到位，还有很多问题，除了上市公司的问题，还有国有证券公司、国有股票交易所、证监会功能等等问题都有待逐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看病不要钱。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事实上，有一些问题的确是与市场化改革有关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改革举步维艰。
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同时我们也借助外资实现了一些改革。因此大企业改革的一个自然选择就是借助资本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真正的产权多元化，真正吸纳战略投资者进入董事会，使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所改善。所以，第一，市场本身会带来新的问题，第二，在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还会有过渡性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要是没有问题才是真正见鬼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讨论改革、明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具有哲学的意义，具有大的思路的意义。
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走到今天，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在开展改革，我们现在就要求建立政府全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不现实的。改革之初其实就已经存在各种利益主体，不是现在才产生利益多元化、才有既得利益，只是当时的划分比较简单而已。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不要指望实现了市场机制，大家就过上天堂般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批判市场化改革，其实对市场的批判由来已久，几百年前就有人批判市场经济，当年之所以建立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做到改革和发展齐头并进，改革不能损害经济增长，不能损害创造就业的过程。可以说我们的改革还不深入，速度也不够快，但是不能认为我们在经济体制层面上所做的渐进的改革，没有任何制度积累的意义，不会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条件。
所以说，市场本身是会有问题的。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包括银行的改革等。
在存在市场的前提下，一个较好的经济与不好的经济的差别，其实是在于社会是不是在市场之外又建立了一些其他的制度来校正市场的问题。至少，有了在基本经济层面上的各种改革的推进与积累，我们进行其他改革时会更加容易。这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魄力，用某种政治权力突破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21世纪》：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府是否应该对目前改革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负责？樊纲：现在有一种倾向，很多学者在批判政府的时候都说政府无能，干预过多，但是一面临到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就马上回过头认为政府应该干这个干那个，所有的问题都寄希望于政府解决。在当时的旧体制下，许多改革都是根本行不通的。改革与发展并进解决矛盾《21世纪》：深化改革可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么？樊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
以上这些情况都只是说明我们落后，那么怎么改变现状呢？就是要通过引进外资加紧学习、通过技术创新来缩短差距。只要改革就会存在阻力，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利益集团的阻碍，最初突破改革的时候，利益集团的阻碍其实比现在还要大。
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政府的适当投入会起一点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基本的解决不是政府补贴，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是边际的、是补充的，而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所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有一种综合的视角，第一要有历史纵深感，第二要横向地考虑到其他群体。
其实这是这些年我国资本市场迟迟发展不起来，制度还有缺陷造成的。再比如资本市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层既得利益当时足够的大，使改革推进不了，只好在改革初期将30%的股份变成可交易的，留出70%的国有股不可交易，是当时利益结构下妥协的结果。
直到现在，很多领域的核心技术我们都还没掌握。开放本身也促进了改革。我们反思改革，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改革过程，这是反思改革的前提。比如说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吗？市场化改革只是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
二十年后情况也许更加明朗了，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讨论这类问题。中国不仅仅是体制转轨国家，还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很多方面还比较落后，我们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本身来解决，比如收入差距的问题。
市场有市场的问题，人类一直都在寻找完美的体制，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这不是政府补贴或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能解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群体基于现实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利益多元化的结果，这些争论都是正常现象，不用大惊小怪，我也不愿意给争论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如果没有当初的妥协，改革就不能推进。
当年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意思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掩盖了体制上的后发劣势。所以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很多人认为只要进一步改革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一个企业、一个经济的最终出路，也就是要缩小差距也成为先进企业、发达国家，当然最终要靠自主创新。
拉美国家在多年拉美病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市场出现了问题，不是及时去发展市场，使市场在发展中实现充分就业、利益均衡来逐步解决问题，而是又回到政府，要求政府干预、政府补贴，结果造成了财政赤字、外债高筑、金融危机等等问题，使得就业创造的过程停顿下来，经济增长停滞，反倒使收入差距固化和进一步扩大。有人看到了一些问题就以为自己有了重大发现，也是无知的表现。
第三篇叫做《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阐述在改革没有完成的过渡时期所有的体制都可能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回到18、19、20世纪的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政府大包大揽的方法。
我们现在该做的还是进一步往前走，进一步推动改革。以银行体制改革为例，我们一方面对外资企业、外资银行的开放度很高，另一方面对国内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却处处设限，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